看来看去，每一个人都是王佳梅｜踏血寻梅

姑娘生猛

先于《踏血寻梅》的影片资源，我在去年4月初看到了一篇关于主演春夏的人物专访。春夏24岁，非科班出身，做着演艺梦，从昆明到上海，到北京，再回到昆明。就在她近乎放弃的时候，《踏血寻梅》的导演翁子光找到了她。她接下了“王佳梅”这个与自己浑然相像的角色。 “你不得不承认，你人生很多部分，之前觉得是浪费的、没意义的事情，在这一刻突然找到意义了。”春夏说。拿到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之后，这个还没有经纪公司和运营团队的演员，连夜和记者痛快地聊了4个小时。她敏锐、锋利、感性、悲观，态度鲜明，也会自相矛盾。春夏是杂志当月的封面人物——一幅颇具时尚感的写真边上打了四个字：姑娘生猛。

电影《踏血寻梅》中，一个叫佳梅的16岁女孩，纵身跳进浮华而冷峭的香港社会。女孩和母亲、姐姐、继父，挤在一间公屋。香港的公共屋村，错落在高楼广厦的背面、璀璨华灯的阴影处。它布局紧促、拥挤、阴湿，因为治安疏漏和信任危机，各家的窗上装着密集的铁栅栏。这间转不开身的屋里，女孩与家人的关系有一些紧张，但对铁栅栏之外的世界怀有一点希望。她喜欢高跟鞋，努力学粤语，精打细算地做着模特梦，积极地与这个城市磨合。但现实并不轻松。她发过传单、做过麦当劳小妹，却只接到过一个广告片。最终，女孩在网络上做援交妹，补给自己的生活。

王佳梅的故事取自2008年发生在香港的真实案件。湖南女孩王嘉梅随母亲移民至香港，靠援交为生。在一次与丁姓嫖客的交易中，丁将其杀害，且以残忍的手段毁尸。事件轰动香港。影片“还原”了案件中剖腹、碎尸、撕面皮等诸多血腥的细节，用翁子光的话说，是为了增强故事的现场感和真实性。许多人嗅着“亵尸”、“三级”的气味找到这部电影，想看血腥的画面，或是一个一脱成名的影后。一如案发当年，有媒体把案件渲染成惊骇的奇闻异事，供众人咋舌。

《踏血寻梅》打着刺眼的旗号，但它不是一部消费逝者的商业电影，也不悬疑、不惊悚、不类型。这个故事有着比“破案”更艰巨的任务，它的探案者要绕到真相的背面，继续追问“为什么”。电影里，郭富城饰演的臧Sir，顽固、痴迷、有一点点迂。某种程度上，臧Sir就是导演自己，带着迷惘和悲悯，进入一个尘封的故事，打开一个逼仄的香港、一幅都市背面的图景。

影片用98分钟的时间，在城市的夹缝里“寻”到了王佳梅们。它书写了一种群体性的、却又各不相干的孤独，晦涩又尖刻，像一把飞得很慢的箭，射入心魄。

爱欲之港

佳梅和母亲曾因一对耳环起争执。母亲抡了佳梅一巴掌，把对生活的积怨撒到女儿身上。而这组镜头的前一个场景，是母亲脸上涂着浓妆，穿过餐厅的后厨、休息室、歌舞厅，佯装欢喜，与风月场上的旧客们寒暄。母亲借着音乐走向舞台，灯光曝露她的枯朽和疲态。她唱道，“再见我的爱人，再见，我把一切给了你，希望你要珍惜。”

佳梅试图摆脱自己的母亲。她接的第一个客人，是一个瘦小、佝偻以至有些畸形的男人，他要佳梅做他的女朋友。佳梅趴在这个男人身上，殷勤地做了一场戏，把全部换来的钱倒在商场的柜台上，买下一对耳环。佳梅端详着镜中的自己，神采奕奕。这是电影里佳梅仅有的两次喜悦之一，另一次是在她死去的时候。电影跟进的配乐是《Beautiful Life》，吉他拨弦如流水，镜头追着佳梅轻快的脚步和宝蓝色的高跟鞋。

由此，佳梅去见了她的第二个客人，带着欣喜和骄傲的神气，且对他动了心。但几番绵软情话和旖旎韵事之后，这个男人还是急不可耐地，与王佳梅的“援交女”、“北妹”身份撇清了关系。这些遭遇，剥去了佳梅对这个世界的想象和信任。她跑去僻静的游乐场哭了一会儿，擦着眼泪，继续接新的生意。试想，如果佳梅没有死，就这样在人海中沉沉浮浮地走过来了，会不会也变成她母亲的样子？

丁子聪是王佳梅的最后一个客人。在遇到佳梅之前，他也是城市边界的一只蜉蝣。丁子聪是香港人，不用像王佳梅那样时刻担心自己会因为口音不正而被这个城市排挤。但本地人的身份并没有给他任何安全或优惠。他开一辆小包车靠运货营生，被人叫成肥仔，招之来呼之去。他小时候遭遇过车祸，亲眼看见母亲的死亡，因此对周遭世界保持疏离和淡漠。丁子聪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玉，他经常把那块玉咬在嘴里。对于他来说，这岌岌可危的人世，信仰也一样会稍纵即逝。

《踏血寻梅》的英译片名叫Port of Call, 取自英格玛·伯格曼的《爱欲之港》（Port of Call/Hamnstad）。《爱欲之港》同样讲了一个风尘少女和底层劳工的故事，灰暗且沉郁。电影结尾，故事的主人公站在桥上互相拥抱，承诺不会相互放弃。远处的港口，是希望和依靠，也是自由的隐喻。而在《踏血寻梅》中，王佳梅和丁子聪相互从对方身上找到了“港口”——他们迫不及待地见面，无话不谈身体交织，两具在一起，像是共赴一场背离世界的狂欢。

“我好想死。”王佳梅说。她把丁子聪的手引向自己的喉咙，欣然一笑流出眼泪。只要丁稍一用力，她就可以飞往另一个世界去了。

史铁生在《爱情问题》中说，爱情是孤独的证明，性是爱的语言和仪式。仪式中，两相孤立的生命个体，开始呼唤和应答、渴求和允诺，拆除防御、抛弃装饰，“一同赴死而又从死中回来”。而王佳梅，在这场仪式里选择了一去不回。

天亮了，世界还是继续

王佳梅死了，但是其他人的焦虑、孤独以及与这座城市间的隔阂，却并没有结束。影片中臧Sir和女儿坐在巴士有一番对话，像一笔隐晦的点题。“爸爸，香港一共有多少人？”“七百万。”“那沾叔算不算啊？”“沾叔死了，不算。”“李小龙呢？”“李小龙真的死了吗？”“那王佳梅呢？”

一部有大陆演员饰演“北妹”角色的香港电影，我们难免要猜测它的用意会不会指向近期敏感的“陆港关系”的话题。《踏血寻梅》并没有张扬某种具体的矛盾和症结，却准确地触到了一座城市的痛点。 城市人群的危机感和身份焦虑，是近年香港电影频频触碰的议题。今年3月在内地上映的《哪一天我们会飞》，就用现实生活和闪回记忆比照的形式，展现一个中产家庭寡淡的夫妻生活和蠢蠢欲动的中年危机。至于“飞”的梦想，早已消耗殆尽。《踏血寻梅》瞄准的是香港的底层人群，但入镜的中产阶层，也无一幸免于难。臧Sir遭遇离异，生活混乱。他做事执迷、古板，性情孤僻，疏离于主流群体。邵美琪饰演的女上司，是港片里标致的精英形象，但她入画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镜头的远处不停地接听私人电话，为孩子的吃喝、上下学、器乐课和绘画班之类的事情殚精竭虑。 一个人口高度饱和、阶层固化的社会，看似在以缜密的规则自行运转，但其中的个体，却人人自危。看来看去，每一个人都是王佳梅，亟亟奔走，怅然若失。哪怕在最近热播的以上海为背景的国剧《欢乐颂》里，人们也一样活得拘谨。剧中的人物一面维持着跨阶层的友谊，一面在各自的格子间里各怀心事。这部剧引起了我们强烈的代入感和共情，激动地参与剧情和人设的讨论与争辩。原因是，戏里戏外，大家都在相互观察、艳羡或怀疑。我们小心翼翼地试探都市的江湖规矩和人际法则，然而谁都不确定，下一集，我们到底该怎么活。

香港电影金像奖的颁奖礼上，刘青云念到春夏的名字。灯光和摄像机聚焦在春夏愕然的脸上——她从一个“空乘”、“服务员”、“模特”、“网红”变成了“影后”。春夏颤颤地走上舞台。舞台下，摄影师杜可风先生已经激动地离开了座位，挥着手臂，示意观众给春夏更多的喝彩。

“谢谢远方的嘉梅小姐。”春夏说，“谢谢香港电影，让我可以有饭吃，有梦做。”

文 | 吴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