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几时有》：文艺外衣下满满的侠义和烟火气

明月几时有？为什么会用苏东坡这个《水调歌头》的诗句作为电影片名呢？在未看电影之前也是不明白的。当然如果看完电影之后，回味这个片名，意犹未尽。苏东坡的《水调歌头》，由中秋的圆月联想到人间的离别，同时感念人生的离合无常。

很多导演都喜欢拍民国戏，原因很简单：不但有年代质感，也能最大限度上避免审查。这种题材其实拍好不容易，但要拍成真·无双烂片也很难。所以几乎每个导演都在跃跃欲试。电影讲述了特殊年代下的小人物故事，其内涵就是大时代下的小人物，一直在与时代的波浪抗争的写照。

许鞍华的牛逼之处就在于，一个描述小人物的故事，在导演的镜头语言下，竟然有着难言的魅力。许鞍华是一位非常擅长描写生活的导演，之前的《女人四十》、《桃姐》都是代表作，这里不再赘述。包括之前的《黄金时代》也是一样，许鞍华仿佛压根就不会去用史诗的厚重感去描述某个时代，而是将这个时代的形形色色的角色，通过他们的故事，融入到时代感中。用角色的生活化特质去反衬是时代感，《明月几时有》就是如此。

《明月几时有》描述1943年到1945年的香港，只是在弹丸之岛上一些平常人普通人，确切的说，是三位主角，普通女青年方姑（周迅），在日本宪兵队就职的锦荣（霍建华），传奇侠盗刘黑仔（彭于晏）。这些角色都是毫不起眼的存在，如果换做平时，三位角色的命运会与电影中表现的大不相同，或许周迅和霍建华会最终结婚生子，彭于晏则是一名通缉犯。但恰恰历史的车轮将他们原本的生活信条打破，完成了各自不得已而为之的生活。

电影的手法是简单且细腻的“白描”，就是在记录一群平凡人所做的不平凡的事，大量生活细节，勾勒出的是战时香港普通人的群像。而正是这种群像中蕴藏的力量，才是许导演一直追求的电影美学。就拿周迅的角色来说，一位普普通通的文艺女青年，与霍建华正处于热恋期。在动乱的年代，让她的理想无所适从。她见到了偶像茅盾先生，却又因此卷入了是非事件中。这是一位对新鲜事物很好奇的青年，包括夜晚日军来找女人敲锣，她都想扒在窗户口看两眼，这样一位很大胆的女孩。

或许她与霍建华和彭于晏两位有着爱国情操的热血青年不同，她投身革命完全是由于好奇，却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电影的高明之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你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投身革命，如周迅这样的女青年，恰恰代表了一部分小市民的思想，如结尾那压抑已久的情感，伴随着泉涌的眼泪，她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是丧母之后的悲伤，还是恨自己没能营救母亲？甚至是后悔自己的行为？

电影没有表现。因为在特殊时代的浪潮之下，每个人都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如汪洋之中的一叶扁舟，被冲向未知的彼岸。而霍建华与周迅的情感，它希图表现的不再是简单的爱情故事，更是对处于国家有难的背景之下甘于牺牲的小人物的褒扬，然而遗憾的只有情感，并不会遗憾自己的选择。

至于彭于晏，是片中最出彩的角色，全因侠客一般的身手，一出场就独自干掉了一个日军支队，他的存在，给人以安全感。但是最后呢，面对方姑营救母亲的委托，他自己也无能为力，本想孤注一掷，最后还是被方姑阻拦，甚至被巡逻的日军发现。这个有着通天本领的侠客，面对时局的动荡，也是束手无策，唯一可做的，就是给悲痛中的方姑一个拥抱，这种淡笔来写浓烈的情感，对抗着整个时代，是对战争的控诉。

许鞍华的笔锋很细腻，作为一个写实主义的导演，许鞍华一直在拍摄自己熟悉的内容，从熟悉的生活、环境中去找寻诗意，而且她向来不是一个喜欢煽情的导演，但往往会造成每到情深处，会潸然泪下的观影体验，因为情感的铺设已足，情到深处自然浓。

回到《水调歌头》，这首诗是苏轼怀念胞弟苏辙所创，但联系其创作背景，颇有一番玩味：公元1071年（宋神宗熙宁四年），苏轼以开封府推官通判杭州，是为了权且避开汴京政争的漩涡。熙宁七年调知密州，虽说出于自愿，实质上仍是处于外放冷遇的地位。尽管当时“面貌加丰”，颇有一些旷达表现，也难以遮掩深藏内心的郁愤。这首中秋词，正是此种宦途险恶体验的总结。对于一贯秉持“尊主泽民”节操的作者来说，手足分离和私情，比起廷忧边患的国势来说，毕竟属于次要的伦理负荷。

皓月当空、亲人千里、孤高旷远的境界氛围，反衬时代的特色，是《明月几时所有》的主题，通过角色写时代。正如片中霍建华与“永濑正敏”对弈的那场戏，日本人对中华文化不甚了解，他说的是“明月何时有”，“几”“何”之辩，一字之别，差之千里。因为用了“何”字，原诗中“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的意境全无，这里就是在说生活，不是一个“安定的生活什么时候才能来到”的疑问句，而是一个“小人物的生活都在大时代的背景下随波逐流，你永远不知道飘向何方”的感叹。

不要忘了诗句的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蝉娟。因为，月有圆时，人也有相聚之时。很有哲理意味。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不过是他们美好的希冀罢了。结尾，彭于晏远去，周迅给予祝福。历史上，刘黑仔一去不回，这个抗日义侠，却死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