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广场》：中产阶级的幻梦一场

小编戛纳专稿

有人说，去年《托尼·厄德曼》似的“口碑爆款”今年又出现了。没错，就是这部《自由广场》。曾经拍摄过《游客》和《儿戏》的瑞典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的这部新作一经放映就赢得了各国媒体的交口称赞。

为什么呢？大概主要是因为好看吧。毕竟在电影节，闷片太多，这样一部生活气息浓郁、充满了讨巧而不做作的黑色幽默的段落的电影非常容易博得已经看电影看到两眼冒金星的各国媒体人好感。

《自由广场》的剧情异常丰富又异常简单：艺术策展人Christian最近可能遭逢水逆，每天倒霉到喝凉水都塞牙，而一段在社交网站上传播的营销视频让作为项目负责人的Christian成了舆论攻击的焦点，他被迫辞职。

《自由广场》聚焦中产阶级的焦虑

事实上，这就是近几年戛纳特别喜欢的“中产阶级苦，中产阶级累，中产阶级的心八瓣碎”主题。然而《自由广场》好就好在，影片用黑色幽默构建了一副中产阶级日常生活图景，同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中产阶级的困窘到底错在个体的欲求不满还是整体大环境的道德沦丧。

影片主人公艺术策展人Christian是非常典型的“中产阶级精英人士”，从事高端洋气上档次的艺术行业，在业内颇有名气，每天穿梭在衣香鬓影的应酬场合。然而事实上，观众从头到尾看到的是一个慌乱的Christian。

未做准备接受采访，张口结舌回答不出记者的问题；热心帮助别人结果却被偷走了钱包……

一个个小细节告诉我们，Christian的生活并不像大多数人想的那样完美、精致、高尚。然而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身边的人，都试图让自己的行为“高尚化”：在记者眼里，回答问题结结巴巴是深思熟虑，前言不搭后语是“学究式佶屈聱牙的表达”；在公众眼里，他是才华横溢的策展人，有着独特的审美眼光和艺术水准。

这种冲突终于在“自由广场”这个项目的筹备过程中被放大：口头上说着为了更好地传达艺术作品表达的精神，实际上是为了吸引更多眼球、创造更高点击率，挣更多的钱。于是Christian错误地判断了舆论形式，准许放出了一则为他带来无尽灾难的宣传片。

影片至此，对“中产阶级”这个群体的图景勾勒的已经十分清楚，他们在生活中情不自禁的“伪善”被刻画的淋漓尽致。但是如果仅仅停在这里，这就不是鲁本·奥斯特伦德了。

电影后半部分着力在探寻“中产阶级的伪善”从何而来。事实上，以Christian为代表的策展人本身就掌控着媒体资源，拥有着所谓的话语权，但是他们在舆论的攻击下仍然可以轻易地被击倒。在自己有影响力的领域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中产阶级的脆弱性由此可见一斑。

主人公“中产阶级的伪善”背后是资本的暗流

事实上，在民粹主义在欧洲广泛抬头的当下，再来审视《自由广场》别有深意：当“无产者”成为大多数，新寡头格局逐步稳定的当下，“中产者”才是最可怜可悲的一群人。

而《自由广场》的最后，整场危机通过美术馆获得巨额捐款得到了消解。舆论的平息靠人民呼吁“理性主义”，然而在当下，“理性主义”的语境里看不到智识的碰撞，“理性主义”直接和商业运作水平高低挂钩。讽刺吗？异化了的、打破了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精神的幻想的“理性主义”，这样赤裸裸对金钱和物质的追逐才能成为中产阶级安全感的来源。

所以艺术不过都是一件精美的外包装，就如同电影背后总隐藏着资本的暗流，《自由广场》是一记重锤，狠狠击碎了中产阶级的白日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