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集、话剧、电影版：《人民的名义》是怎么变成“爆款”的？

《人民的名义》突然爆红，成为现象级的反腐剧，不仅得到上了年纪、严肃人士的赞喜，还激发了大批90后观众的“追剧”狂潮。走上“爆款”之路的这部电视剧，涌现了大量的猜想与话题讨论，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刷出各种惊人数据，成功掀起全民观影热潮。

这样的火爆，显然超出了大家的预料之外，就连原著作者周梅森，也开玩笑地说自己是“屌丝逆袭”。 “家里电话被打爆，各种采访非常繁忙。这种现象把我的正常生活完全打乱了。其实我怎么也没想到，人生过了60岁，还能有这么一次网红经历，当然我是比不过达康书记的。”

周梅森：创作源于十年积累

61岁的作家周梅森，如今还时常梦到14岁煤矿工人周梅森的生活，半个月上学，半个月工作，两年一套工作服，拿9块钱工资，一家六口住在24平米的小屋里。22岁时，他拎着一只柳条箱，永远离开了煤矿，在接到去南京学习的通知前几天，他还在井下干活。

在很多不同场合里，他都说起过半本《巴尔扎克传》，那是文革期间，他从一个收破烂的老头手里拿到的。这被他视为自己写作的起点。作为拿破仑的崇拜者，巴尔扎克在拿破仑的雕塑下刻着：“拿破仑没有拿剑完成的事，我要用笔完成。”巴尔扎克办肥皂厂，香脂厂，投资失败后预支稿费，继续投资，再次失败，再写稿还钱。作为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周梅森遵循着他的路，一头扎进了时代的滚滚红尘里。他去徐州市政府挂职副秘书长，炒股，做过房地产公司，办过运输公司，拍过电视剧，还曾经带着小股东“起义”，干掉了一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

他品尝过权力的味道。在挂职期间，他有次开车闯了红灯，警察打手势阻拦。警察一看车牌号，42号，这是政府高级领导的车，拦车立刻变成了敬礼，让周梅森直接开过。那之后，他开始写官场小说。

他一般一天写两三千，状态好的时候会写上一万多字，一个键不灵光，就扔了它，从堆积的烂键盘里挑个能用的再接上，“我不凑合。一旦凑合就会打断我的思路。”在几年前的采访中，一位邻居说，有时半夜还能听见他“机关枪式”敲击键盘的声音。

谈及《人民的名义》的创作历程，周梅森称，写这本书并不是一时来了个灵感，写了个反腐败的小说。“这是我十年以来的积累，然后一朝爆发。它源于十年来我对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和反腐败时代进程的总体观察。”

小说《人民的名义》的腰封上，印有“潜心八年、六易其稿”的字样，从一个侧面也验证了周梅森这本新作出版的不易。在过去几年，周梅森断断续续写了不少手稿，但都一一封存在抽屉中，也做好了永久不被读者看到的准备。

“当最高检找我写一部反腐作品时，我正身处一场官司之中，非常愤怒。可以说如果没有这场官司，我就没法写这部小说，也没法完成这部电视剧。”周梅森告诉记者，“只有把人民被腐败所伤害的痛苦反映出来，才有意义。《人民的名义》这部作品的动力就是切身之痛的官司之中得到的。”

续篇《天凉好个秋》将完成，还有话剧与电影

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仅为周梅森出了题目，还提供了采访等方面的条件，包括让周梅森到监狱里跟那些被捕的厅局长们聊天。见识了太多的落马贪官后，周梅森的笔下并没有把他们脸谱化地描写成魔鬼，他更想展示这些落马贪官们最后是怎么走到这一步。

正如在《人民的名义》剧终时，大风厂和山水集团的官司都没有了结，“现实中，我的这场官司也一直处于进行时。”也正是由于这个官司的持续，周梅森满腹的感慨和愤怒也催生了《人民的名义》的续篇《天凉好个秋》。

据周梅森介绍，“这部作品已经完成了十几万字，随时可能‘扔’出来，将依然以大风厂的故事为线索，反腐的重点将放在现在民众关注的金融领域腐败和国企腐败，乃至近段时间引发杀人案的高利贷产业。”

此外，话剧版《人民的名义》也是由周梅森操刀，在小说和电视剧的基础上，进行了重新梳理。汉东省检察院反贪局长陈海在调查一个重大贪腐案件的关键时刻车祸身亡，他的同学侯亮平临危受命调任汉东，继续开展调查，随着案件的深入，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微妙的内心活动逐渐被挖掘出来，指向人性内心深处的善与恶。

这也是周梅森第一次尝试话剧创作，他带着青年编剧阿笨改了六、七稿。“写话剧我虽是头一次，但话剧我并不陌生，《茶馆》剧本看了不下几十遍，从二十多岁的时候直至现在。话剧本身必须要很有魅力才能吸引观众来欣赏。”周梅森觉得，与小说和电视剧相比，话剧舞台上的现场感和纵深感会给观众更直接的冲击。

此外，周梅森还透露，自己目前正在参与筹备《人民的名义》电影版的制作。

《人民的名义》为什么这么火？

影片尺度大、剧情细节真、演员演技赞……《人民的名义》爆款之后，此类溢美之词俯拾皆是。然而，能够做到如此“现象级”的表现，除了影片品质过硬之外，《人民的名义》直面当下腐败与反腐败斗争的“戳痛点”“接地气”表现，或许才是其走红的真正原因。

究其原因，一是找准当下社会的痛点，结合了天时、地利、人和，高举正义感与当下时代人们的渴望；二是对官场厚黑学的一次淋漓尽致的揭示；三是出自于对影视创作许可令的宽松环境的一种期许。

《人民的名义》巧妙地回避了政治高压线，而将其压缩到官员个人的问题上，如此一来，所谓的斗争就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当某些官员突破了经济与道德底线，反腐既合情又合理。

该剧同时揭示了官场厚黑学的潜规则，空降的新领导的到来打破了汉东省原有的政治结构平衡，汉大系与秘书帮展开了一场政治角力。这是以前影视剧中鲜有碰触的领域，而中国民间又热衷于此。引起话题也就实属必然。

它的写实，戳疼了这个社会的痛点。民谚有云，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或许正是由于周梅森的取材，多来源于真实资料和线下感知，让我们看到了真实的另一面。

无处不在、彼此相连的“关系”，构成了电视剧的故事线，可能是唯一草根出身的祁同伟，坐上省公安厅一把手的高位，也多少得益于一层“师生”关系。又何尝不是这种“关系”，构成了现实的社会。

从举着火把、打着条幅、喊着口号的工人，到脚踩“黑白两道”的拆迁队，从拼命加班的基层公务员到省市领导，我们每个人都能从荧屏里看到自己，电视剧里有我们清晰的位置。别去找什么原型，我们自己何尝不是剧中人物的原型？

很多人说，《人民的名义》之所以火，是因为尺度大。但尺度的存在，本身也是一种局限性。只有不断地破冰，才能将问题赤裸裸地、深刻地展现出来。电视剧并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人民的名义》只不过是一种腐败问题的呈现方式，是对腐败行为的一种态度宣示，重申了本就该明确的三观。

《人民的名义》暂时满足甚至超出了我们的“尺度期许”，但每一位观众心中，对公职人员还有一种“陈岩石期许”。而重要的是，我们的为政者，要满足公众的“制度期许”。这些期待，才是“观众在粉什么”的“粉底”。（中华网文化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