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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槽大会》出品方融资过亿,更多的脱口秀演员只能兼职

《吐槽大会》出品方融资过亿,更多的脱口秀演员只能兼职

全文约9000字,阅读大概需要18分钟。

财经天下(ID:cjtxzk) 文|叶丽丽

编辑|唐晓园

今天(4月20日),喜剧文化公司上海笑果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笑果文化”)宣布完成A轮融资,融资金额1.2亿,黎瑞刚领导的华人文化领投,南山资本和上轮投资机构游素资本、普思资本等跟投。

笑果文化近来最火爆的产品当属网综《吐槽大会》。数据显示,该节目第一季收官播放量总和超过14.5亿次,其中单期播放量最高达2.1亿,微博同名话题#吐槽大会#阅读量近11.5亿。

脱口秀进入中国至今,一直是小众的存在,以笑果文化为代表的行业公司,试图打造脱口秀爆款来推动行业发展,过亿资本涌入,美式脱口秀在中国离春天还有多远?

破旧的椅子,狭窄的过道,门的边缘有腐朽的痕迹,房间里除了椅子外,一块大幕布盖住了杂物。张绍刚、李诞和池子正大口吃着蛋挞和奶茶。他们的经纪人一边催着他们吃这些点心,一边跟他们对着当晚见面会的流程。

▲李诞

这里是上海一所大学的礼堂后台。三个人很快将和大学生观众见面。池子的脸上还冒着几颗青春痘,主持人张绍刚刚从北京飞来上海,上身穿着棉衣外套,下装是一条鲜绿色的裤子。一切看上去很接地气。直到他们上了台。

来自大学生的欢呼声和舞台的灯光,给他们加上了光环。他们开口说的每一句话,都能得到台下热烈的回应。这一切,是《吐槽大会》给他们的。

《吐槽大会》是目前当红的喜剧脱口秀节目,它为人熟知的版本是美国喜剧中心《吐槽大会》,这档美国喜剧中心有线电视网络2003年推出的吐槽系列节目,平均每年一场,每场100分钟左右。形式是一个主咖和一群吐槽嘉宾,先由嘉宾团对主咖进行吐槽,最后主咖上台反击。由笑果文化公司出品、制作的国内版《吐槽大会》自今年1月正式开播至今,已经成为一个网综爆款,同时也让李诞、池子两位常驻的脱口秀表演者,短短几个月内收获大量粉丝。

生于1995年的池子,是从2015年3月开始上台说脱口秀的。2015年他第一次在网络上看到北京脱口秀俱乐部(以下简称北脱)创始人西江月的演出视频,形式与他在电视上看到的美国脱口秀节目相似。他第一次知道,国内有这么一群人在进行脱口秀表演,看到当时北脱正在招募新演员,他就去参加了北脱的“开放麦”——一个鼓励观众上台进行脱口秀表演的环节。

▲池子

此时,脱口秀表演这种形式,在中国生根发芽,已经将近6年。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脱口秀表演,是指一个演员拿着一个麦克风,站在舞台上以讲段子的形式进行表演,源于欧美的“Stand-up comedy” (单口喜剧),与主持人和嘉宾访谈的脱口秀形式有所区别。

池子的第一次表演全凭感觉,并无技巧和章法。他太过紧张以至于语速很快,看上去“暴躁”,但这却成了他的表演风格,《吐槽大会》上用“暴躁95后”来介绍他。

池子是幸运的,第一次上台就收获了笑声,这让他很快爱上了“脱口秀”这种表演形式,每个星期两场开放麦,他连续去了一个月。每次回家路上还在想着自己下一次的段子怎么写。

池子很快崭露头角。2015年5月,距离他在北脱第一次表演两月有余,北脱举办了首届中国脱口秀艺术节。池子在最后一场演出中上台表演,他发挥了自己“炸”的风格,收获了很多掌声。

那天,当时《今晚80后脱口秀》的总策划李诞和幽默小区创始人Tony Chou都注意到了他。

Tony Chou本名周广超,但他更愿意用Tony Chou这个“更国际化”的名字出现在媒体上。他创办的幽默小区是一个在北京的脱口秀表演俱乐部,没有固定成员。Tony Chou很快邀请池子来幽默小区演出;李诞则邀请池子加入电视节目《今晚80后脱口秀》。

▲Tony Chou

池子选择加入《今晚80后脱口秀》。之后,在《吐槽大会》筹备阶段,他被选为常驻嘉宾。从线下剧场到脱口秀节目,池子走得很顺,而这条路,他的先行者们,则花费了数倍的时间。

观众期待的是郭德纲和赵本山

2007年,台湾出现了卡米地喜剧俱乐部,香港出现了Take-Out Comedy 俱乐部。2009年,深圳“外卖脱口秀俱乐部”成立,成为大陆最早的脱口秀俱乐部。

程璐是早期“外卖”的成员之一,他和一些脱口秀爱好者凭借着自己对脱口秀的理解,模仿着外国的脱口秀节目,进行了“中国山寨版”演出。

▲程璐

程璐的太太王思文向《财经天下》周刊(ID:cjtxzk)回忆,她第一次去看先生的演出时,觉得一点也不好笑。 “他们实在说得太差了,我当时就在嘉宾环节把每个人吐槽了一遍,结果我成了讲得最好笑的人。”

当时的“外卖”实行会员制,不断有人给王思文打电话问她愿不愿意入会,半年500元左右的会费,听上去就像健身会所拉会员。这让王思文觉得这个地方有些“LOW”。

但程璐交了会费,结果大半年也去不了一次,原因就在于表演没有吸引力。

2010年在北京建立北京脱口秀俱乐部的西江月,也对吸引不到观众这件事感触颇深。最开始,他选择和美国同行一样,在酒吧演出。但不同的是,美国几十年的脱口秀文化催生了很多单口喜剧俱乐部,俱乐部演员到酒吧去表演是有酬劳的。而在当时的中国,脱口秀是一个新生事物,酒吧管理者并不认为这能带来客人,西江月需要交场地费,以获得登台表演的机会。

“观众看你觉得很奇怪,不像相声,也不是评书,一个人站在上面,不穿大褂也不拿快板,说的段子也不好笑。”西江月回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台,预先准备了2小时的草稿,结果太紧张45分钟就说完了。虽然台下只有5位观众。

一开始,中国脱口秀在内容上的摸索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当西江月对观众表示自己将演出一出喜剧时,观众对他的期待是郭德纲和赵本山。

而西江月还想靠自己看美国脱口秀节目学到的东西来表演。他讲的内容很杂,从时事到日常生活,段子之间并没有关联。一个段子讲完了,观众没反应,他又急着抛出下一个,缺乏技巧和节奏。

实际上,脱口秀与相声小品等国内传统的喜剧形式截然不同,它的节奏更快,段子更短,平均15秒左右就有一个包袱,同时要求演员和观众互动。西江月记得,早期这种互动常常是失败的,观众总是没反应。

尴尬持续到第三个月,西江月开始摸到门道,他发现观众开始对他的表演有反应了,有人开始常来看他的表演。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北脱的几名成员开始做推广,方式是上街发传单,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发布活动信息。渐渐地吸引了一些脱口秀爱好者加入,也拥有了观众群,但依然是极其小众的存在。

▲西江月

转机出现在2013年黄西回国。

这一年,也被Tony Chou称为脱口秀在中国成气候的一年。

2013年,留学美国的黄西回国,这是一个通过努力,最终在美国白宫记者会进行脱口秀表演的中国演员。黄西在白宫的表演视频2010年在国内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多人通过这段视频了解脱口秀的概念。因此黄西对于国内脱口秀圈子来说,是一个标杆般的存在,也给了不少国内脱口秀表演者继续站在舞台上的动力。

“很多演员是受到黄西的影响才加入这个行业。”TonyChou说。

程璐也记得,这一年,他和几位同伴,离开了“外卖”,重新组建了“逗伴脱口秀俱乐部”,想要认认真真将脱口秀作为事业来经营。

黄西的回国对于北脱产生了更为直观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知名度的上升和团队的壮大。黄西偶尔出现在北脱的演出现场,总能给观众带来惊喜,一定程度上,他成为北脱为人所知的媒介。

另一方面,微博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脱口秀的流行。2011年开始,深夜脱口秀粉丝谷大白话开始在微博上听译美国深夜脱口秀节目,并在微博上发布,成为很多人接触脱口秀节目的窗口。加上黄西在微博上的宣传,脱口秀这个概念开始普及。

2013年10月,西江月觉得,无论是作品,还是演员的水平,都达到了可以开始商演的程度。

北脱开始在北京宣武门的繁星戏剧村尝试第一次商业演出。连续三天的商演,效果比在酒吧火爆。

西江月觉得,这是因为,买票来看商演的观众,是热爱脱口秀表演的核心观众,与酒吧的观众群体不同,他们对于这种表演的回应更投入和热烈。而2013年7月在深圳成立的“逗伴”脱口秀俱乐部,也开始每月举行一场脱口秀的剧场表演。

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好兆头——脱口秀表演者能够走进剧场,而不再局限于酒吧和咖啡馆。但它离成熟还很远。比如,表演者的收入水平。

收入和渠道

北脱的成员宋启瑜记得,一次演出后,西江月给团队的每个人包了红包,一人几百元。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很大的改善。

深圳“逗伴”的情形也没有太好。程璐记得,刚开始商演时,票房时好时坏,卖不出票的时候他们就自己贴钱请朋友来看。商演的收入杯水车薪,仅能覆盖场地费。

虽然北上广三地的脱口秀俱乐部每周都有固定的商演,但这类演出一直局限于小俱乐部,没有能力走进大剧场,票价也一直在百元左右徘徊。

线下脱口秀有了相对固定的团队和观众,但它依然小众。

《吐槽大会》的出品、制作方笑果文化CEO贺晓曦对《财经天下》周刊(ID:cjtxzk)表示,线下的剧场模式,之所以从诞生至今依然没有大众化,是因为缺少大众化的通路,这条路,从美国的发展来看,应该是脱口秀节目。而线下的脱口秀爱好者们无法自己搭建这样的通路。

▲贺晓曦

“我们将线下表演比喻成根,而线上节目则是开花,只生根不开花是无法令人注意到这个行业的,长期的剧场演出并不是解决大众化的方案。线下演出一定要跟线上相通才能得到关注和资源。”贺晓曦说。

《今晚80后脱口秀》算是通路之一。这档节目在2012年开播后很快火了,其主持人王自健也因此走红。节目被证明是有市场的。

它给了脱口秀演员们参与节目制作的机会。《今晚80后脱口秀》以几百元的价格收集段子。“逗伴”的成员从一开始就给这个节目投稿,由于段子被选中的概率越来越高,他们成为节目的核心写手。

这档节目令程璐感到惊喜,这是在中国电视上出现的最接近美式脱口秀的节目。“我们当时觉得挺神奇,我们十几个人在玩的东西,突然电视上出现了一个节目和我们几乎是一样的,段子和我们感觉也很像。”程璐说。

但更多的人参与的是各种冠以“脱口秀”名号但实则与单口喜剧相差甚远的节目。

西江月回忆,2014年左右,北脱的成员开始参与到脱口秀节目的幕后制作中。“那时候很多节目称自己是脱口秀,但其实做得不太像。就算我们当编剧写稿子,也没有什么用。”西江月记得自己参与过一个节目,当他看到女主持穿着套装端庄地坐在台上的时候,他就知道节目组对脱口秀的理解完全偏差了。 “整个电视节目制作产业,也没多少人懂脱口秀节目怎么做,出来的效果非常拧巴,所以很多节目都消失了。”

虽然以幕后形式参与形态各异的脱口秀节目,并不是西江月们热衷的事,但它却能让俱乐部生存下来。

西江月发现,靠着参与脱口秀节目的幕后制作,北脱可以实现盈利。目前他一手创立的北脱传媒,50%以上的收入来自于参与幕后节目制作。

近两年电视上出现的各式喜剧节目,让更多的脱口秀表演者,从兼职的爱好者,开始成为全职的脱口秀演员和编剧。

上海“茄子脱口秀俱乐部”的成员,一部分加入了恒顿传媒,他们制作了综艺节目《食在囧途》。而2014年成立的笑果文化,则签下了《今晚80后脱口秀》的核心写手,程璐等人都加入了。

从爱好者到全职演员和编剧,脱口秀演员终于能够以此为生,这种身份的转变,也意味着美式脱口秀节目这块蓝海,开始有专业的制作公司进入掘金。行业急需一个引爆点。

爆款的诞生

《吐槽大会》的出品、制作方笑果文化,是《今晚80后脱口秀》的原班策划编剧班底组成的,它在成立之初创建了“噗哧脱口秀”—— 一个致力于线下的脱口秀俱乐部。目的是创建一个喜剧脱口秀平台,孵化脱口秀演员和编剧,同时在线下对不同的脱口秀形式进行尝试。

利用《今晚80后脱口秀》的影响进行导流,“噗哧脱口秀”的微信公号有过百万的粉丝,这些人中有很多人将会成为线下脱口秀表演的观众。

“我们在线下做脱口秀表演,对这个行业研究了一年多,我们觉得这个行业需要有一个头部的爆品,才能够推动行业的发展,才有机会反哺到线下做更好的表演。而不能像美国那样发展一百年等待行业自然开花结果,我们反过来。”贺晓曦说。

在线下演出了大概一百场后,笑果文化选择了最适合的脱口秀形式和上电视节目的人选——最后的选择是《吐槽大会》,上台的演员选择了李诞和池子。

“我们为什么敢在《吐槽大会》里这么捧池子,是因为我们在线下做了很多演出,看了很多他的演出数据,他的表演稳定性,受观众的欢迎程度,都是被验证过的。”贺晓曦对《财经天下》周刊(ID:cjtxzk)说。

“吐槽大会”这种形式,早在2013年6月,在“逗伴脱口秀俱乐部”就已经有人尝试。当时程璐王思文夫妇结婚,作为结婚礼物, “逗伴”俱乐部决定举办一场“吐槽大会”。

脱口秀表演者梁海源是这场大会的组织者和主持人,他制作的海报,名字叫做《致我们终将失去的节操》。刚开始他有些担心。 “我们互相之间不知道吐槽的内容,怕有些刻薄重口的内容会激怒别人。因此我们一直互相强调,都是玩笑不能生气。”梁海源说。

于是,这个吐槽大会上演了段子式的吐槽大战。肥胖、土气、屌丝、戴绿帽……槽点除了外貌的调侃,还有不少无中生有的段子。 “有些段子就是硬编出来的,我除了身高以外没有什么槽点,所以所有上台的男演员都说和我有暧昧关系。”当晚的女主角王思文说。

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每个人看上去都很欢乐。这次吐槽大会的视频被梁海源配上字幕放到了网上。而这段视频成为了笑果文化决定制作喜剧节目《吐槽大会》的导线。

和梁海源一样,笑果文化也有过担心。担心惹恼圈内人,更何况,这个节目要请的是明星互相吐槽。

笑果文化先做了一期样片,吐槽的主角是王自健,吐槽的嘉宾是自己公司的编剧和一些节目主持人。最终样片得到了一些行内人的肯定。

贺晓曦觉得,选择这个时机制作《吐槽大会》,是因为娱乐文化大环境也已经开始改变。明星不再被包装成完人,自黑自嘲,有时候反而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但节目的边界探索依然经历了一些波折。线下的吐槽大会的内容,很难直接搬上荧幕。如何让节目搞笑又安全,这是笑果文化担心的问题。 “线下小范围开玩笑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既然我们想做一个爆款,就要考虑到广泛传播后各个年龄层的适应度,这是一个大众化节目必然要探索的一个过程。”贺晓曦说。

最终,正式上线的节目,与美国版本的《吐槽大会》在内容上相差甚远,重口味的段子全部消失——比程璐他们在线下玩的段子“纯洁”很多。

节目组对内容控制得很严格,比如第二期曹云金即兴发挥,开沙宝亮的玩笑,“沙宝亮以前练杂技的,他参加比赛获奖,奖品是一辆自行车,宝哥站着好奇,自行车不会骑啊,最后拆成两个独轮车骑回去了。他喜欢骑那种一根棍的东西。”他还调侃演员周杰鼻子大, “我知道大家是夸我们俩人,大鼻子是好词。”

“一根棍” “大鼻子”,这两个词,在给曹云金的剧本中是不存在的,这种带点“污”的内容,节目组在考虑了很久后,才没有将其剪掉。

用词被不断调整。前期出现在节目中一些词语,在后面的节目中消失不见,或者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比如我们想吐槽一个嘉宾不够‘man’,我们不会直接这样说,我们会说‘这是一个男人看了会沉默,女人看了会流泪的事情,他看到后会在沉默中流泪。’”梁海源说。

“节目首先要存活下来,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在安全范围内也能够创作出搞笑的段子。”程璐说。

这很考验编剧功力。王思文是编剧团队少有的女编剧,《吐槽大会》的女嘉宾几乎都由她来对接。她根据女星的性格来写台词, “见面前我们对明星有判断,但是见面后发现性格并不是原来理解的那样,需要重新调整段子,这样他们说起来才会舒服。”王思文说。

为了保证上台的效果,除了为明星量身定做段子外,更重要的是教这些没有说过脱口秀的明星们,如何说好脱口秀。

负责女嘉宾表演指导的王思文觉得这个“速成培训辅导员”并不好当。 “一个脱口秀演员要经过多次训练,才能掌握好抖包袱的节奏,而明星来上节目只有一次,所以需要前期多次训练。”王思文说。

《吐槽大会》所有的内容、表演方式,都有限定的台本,很少有明星即兴发挥的空间。明星上台后会发现,他们要一个人站在麦克风面前讲段子。一些轻视前期练习的演员会在节目中表演僵硬,不断看提词器。

“我发现,越是对这个舞台有自信,觉得自己不用练习也能够说好的,上台效果越不好。”王思文说。

像曹云金这样什么都愿意被吐槽的嘉宾,段子花样百出,还会频繁提到他和郭德纲的往事,犀利的吐槽和回击听上去也很过瘾。这个舞台上除了曹云金,王刚、唐国强等人的表现也堪称惊艳。

《吐槽大会》如笑果文化期待的那样,成为了一个爆款,无论是播放量还是关注度,在国内综艺节目中都创下新高。“按照美国的发展规律,应该是爱好者在酒吧练习……脱口秀节目做了几十年最后再做出吐槽大会来。这太慢了,我们一开始就要做个爆款,线上节目先出,带动线下演出市场,推进脱口秀产业的发展。”李诞说。

戴着“镣铐”的产业

在《吐槽大会》制片人佐伊看来,中国的脱口秀产业,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处于刚刚起步的状况。 “我们和美国相比,就像业余球员和职业球员一样,美国的脱口秀表演者,在线下讲了十多年,再写几年剧本才可能上节目。而中国的脱口秀演员四五年就算资深了。”佐伊说。

脱口秀进入中国五六年,真正坚持做脱口秀的演员,仍不过百人左右。几个脱口秀俱乐部的演员数量,也没有明显的增加,甚至还有不少人选择了离开。

《财经天下》周刊(ID:cjtxzk)采访了数位脱口秀演员,他们给出了一些解释。

收入是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很多脱口秀爱好者仅通过商演无法取得体面的薪资,这让他们大多选择兼职,而无法成为专职的脱口秀演员。

另一原因在于,脱口秀本身的门槛。它并不只是上台讲段子逗笑观众而已,国内的培养机制几近于无。怎么抖包袱,怎么铺垫,都没有系统的课程。即使是一个私下很会讲笑话的人,第一次上台多数时候也会遭遇冷场,从而打消自己成为一个脱口秀演员的想法。

这也是国内脱口秀产业与美国的差异之一。在黄西的自传里,他写道,他冒出想讲脱口秀想法时,参加了布鲁克林高中的一个单口喜剧成人业余学习班,每周一次课,维持6周,课程结束后会到俱乐部进行演出验证学习效果。

但目前国内能够看到的单口喜剧培训班,只有北脱成员宋启瑜开的一家喜剧培训中心,定期组织为期两天的脱口秀培训班,教授喜剧理论,收费980元/人。

而那些不在意钱,也有天赋自学成才的人,同样可能离开。原因在于,很多人梦想成为西方脱口秀明星,而在中国,这种通往脱口秀节目的通道太少。

西方脱口秀节目遍地开花,给了不少演员露脸的机会,而国内真正能够让脱口秀演员上台表演的节目,比较出名的只有《今晚80后脱口秀》及《吐槽大会》,大多数人还只能作为幕后工作者存在。

即使是黄西,也想过放弃。好在他一路走来,向上的空间对他的推动很重要。

黄西也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酒吧表演生涯,他的才华逐渐被人注意到,最终登上了一些知名的脱口秀节目,也参与了不少喜剧电影的演出,甚至还接到了广告。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上升机制的激励,令他一直留在这个行业。

而国内这个机制并不完善。在2015年《今晚80后脱口秀》增设“卡司”环节前,国内脱口秀演员几乎没有出现在节目上,更别谈参与电影拍摄或是接广告。

Tony Chou认为,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脱口秀进入中国的时间还很短,面临着大众化的困难,产业的完善也需要时间。目前脱口秀演员参与到喜剧节目的幕后制作,不失为一条职业化的道路。但他也担心,这对于演员来说是一种消耗,繁忙的编剧工作会减少他们的线下表演。

“中国的脱口秀产业和美国的一个区别在于,美国是金字塔结构,线下的脱口秀演员人数是很多的,往上是编剧和上节目的脱口秀演员,多数人是经过长时间锻炼再上节目的。但中国是倒金字塔结构,人才储备很少,而现在需求很大。文化创意产业人才是最稀缺的,很多人可能才讲了没多久就开始参与节目了。”Tony Chou说。

作为“逗伴”最早的成员,相比于节目,梁海源还是更愿意在线下表演。因为节目受到的限制较多,而在线下,演员们能够表达的空间较大。

在他看来,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和情感,是脱口秀演员的乐趣所在。

“西方的脱口秀节目,没有什么是不能调侃的,今天谁发生了什么事情,明天在节目中就能够拿来调侃,很多是当下发生的一些社会时事。但是在中国,更多的是在节目中聊聊,谁和谁分手了这样八卦的内容。尽管可能很好笑,但是失去了评论和讽刺的感觉。”梁海源说。

失去了讽刺感的脱口秀,在西江月眼里失去了脱口秀的功能性。只讲笑话会让演员感到疲倦。脱口秀演员需要获得更高层次的成就感,而不仅仅只是让观众笑起来。

“别人通过唱歌画画来表达观点,我们通过讲笑话。但我们是最有挫折感的,因为很多人只是想笑笑而已。”西江月说。

Tony Chou认为,关键并不在于表达的内容,而在于表达的自由度。中国和西方,由于文化的差异,观众喜欢听的内容也不同。西方也有一些不能够拿来调侃的段子。

在小剧场,演员们依然有空间表达观点,毕竟只是单纯地说段子,不是很多演员的追求。但在线下的剧场里,想要将美国单口喜剧的一些做法移植过来,仍然水土不服。最直观的就是与观众的互动。

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几乎没有要与观众互动的喜剧形式,无论小品或者是相声,观众都只要负责坐着笑或鼓掌。但脱口秀常常将观众作为调侃对象,很多脱口秀演员还会将“调侃”升级为“冒犯”。

在西方,冒犯观众是脱口秀演员很爱做的事情,西方观众多数也默认,去听脱口秀难免被调侃和冒犯。在BBC关于单口喜剧艺术的纪录片中,喜剧演员Scott Capurro表示,“我觉得观众应该觉得被冒犯,或者觉得不舒服。喜剧演员的任务,就是让观众重新考虑一些事情。如果一场表演结束了,你没觉得被冒犯的话,那么你的钱白花了。”

Tony Chou曾经做了一次演讲,主题是“如果脱口秀演员在台上冒犯了你,别着急,这可能是个好笑话”,他认为在这种调侃和冒犯中,会激发出不少精彩的笑话,让现场气氛更活跃。但在中国,观众常常不适应,曾经有观众因为觉得被冒犯而愤怒地想要挥拳上台。

西江月觉得很多观众是迷茫的,他们不知道怎么欣赏这种形式的表演,也不知道怎么做出反应。 “他们更想安静地坐着看,不想参与,一、二线城市的观众稍微好一点,三、四线城市的观众几乎不给反应。”Tony Chou则觉得,这与城市无关,关键在于时间, “不是说中国的观众就不接受这种方式,而是需要给他们时间来适应,慢慢地他们会开始欣赏。”他说。

“国内的观众对脱口秀演员说什么(内容)期待不大,他们只关注你能不能把他们逗笑,这导致很多演员上台就想迎合观众。”Tony Chou说。他不喜欢这种迎合。在他看来,用技巧,或者说一些观众喜欢听的,这些既不能够让演员们享受自己的表演,也无法让观众真正感受脱口秀的乐趣。

Tony Chou有段时间在美国讲了一个月的脱口秀,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令他印象深刻。而当他回国表演时,他觉得“好像倒退了几十年”——台下观众坐等被“逗乐”。

看上去这些脱口秀表演者,总是希望能够将美国脱口秀的一些特点带到自己的表演中。

但博采众长看上去更容易被接受。一个例子是曾经的周立波,虽然他从来不承认自己说的是脱口秀,而称之为“海派清口”,但其形式同样是一个人在舞台上,以语言笑话为主。周立波当年的剧场演出颇为成功,他从680人的兰心剧院到9000人的上海大舞台,其“笑侃三十年”系列演出创造了票房奇迹。虽然“海派清口”几乎消失了,但它的火爆依然有其可借鉴之处。

令Tony Chou感到惊讶的是,当年周立波的观众群以中老年居多。 “如果说脱口秀的本土化,我觉得周立波算做得好的,他抓住了老上海的共同回忆,另外,他不追求快节奏高频率的笑话,而是有唱有演,也有笑话,很对上海观众的胃口。”Tony Chou说。

目前在中国落地的脱口秀节目,也在寻找更合适的本土化路径。

西江月觉得,一个行业大众化的标志在于出现一个家喻户晓的人,如郭德纲之于相声,赵本山之于小品。脱口秀演员中尚未有这样的人出现。

现在池子已经有了知名度,更多的演员还在等待机会。他们什么时候能够站到台前,取决于产业的发展速度。在采访中,一位脱口秀演员感慨,等脱口秀产业繁荣的时候,也许他已经老了,已经失去了成名的机会,真希望这一天可以快点来临。

贺晓曦觉得,节目和演员,都有很大的商业价值,从美国的脱口秀产业看,这是一个很大的商业市场。在中国,这还是一片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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