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电影总讲不好故事

一，我们的电影不把人当人，故事就不值得尊重。

人物是故事原因和结果，但在相当漫长的教育体系里，我们都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人的，我们强调的是集体，一种概念，一种大而无形的东西。我们失去了对人的兴趣，也失去了观察和呈现人的能力。

在我们的电影里，人服务于概念，服从于集体。而概念和集体从来都是工具性的，工具的生命，从来都是单调、重复的。

我们的电影人物不感人，一直是一个附着在某种概念下的纸片生命体。英雄就是毫无人性地好，坏人倒是偶尔可以坏出一两个层次。为了达到某个目的，我们电影里的人物，像一个机器，连情感的起伏都像是机械的。

所以我们的人物很难出现不同，《达拉斯买家俱乐部》的艾滋病患者，《乌云背后的幸福线》的心理有问题的女主角，《月光男孩》的黑社会男孩儿，很难以人的形象进入到我们创作者的眼睛里，就是进入，也是一个砸了标记的符号，而不是人。

二，我们的创作者习惯了标准答案，故事失去了丰富的可能。

从小我们就习惯了在一段文字中寻找中心思想，而这些中心思想是被若干词汇，以踩分点的形式规划好了的。

所以我们的电影在讲述故事的时候，一旦发现了某个真相，就会臣服于这个真相。我们比巴普洛夫的狗还忠诚地，去维护这个真相的唯一性。

我们习惯于扎尔伯格创建fackbook，是一种成功的《社交网络》模型，就很难从泡妞失败这个角度去打量事件，我们甚至也不敢去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打量事件。对标准答案质疑的恶果，我们从小学就开始领教了的。

我们也不敢去换个角度去审读权威，《女王》那种和鹿对视的情节，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银幕上。

我们有了标准答案，就失去了探索的欲望，所以处理不好细节，因为我们很难去发现更多细节，故事就失去了多元的可能。

三 文化上不自信，故事失去了独特性的可能。

自从2002年以来，我们的电影其实就是遮遮掩掩地模仿欧美。商业片向好莱坞学习，艺术片跪舔欧洲。看我们的电影，常有恍惚之感，场景不中不洋，校服不伦不类，就连搞对象的情节，都是是记忆加意淫的杂交。

电影是一个外来文化，但需要植根于所在的土地，才能生长出独属于这个地域的植物，否则会一直弱不禁风。

偶尔有几部带有泥土性的电影出现，还都阴暗。好像中国电影的艺术方式，就是揭露社会黑暗面。不大声说话，就显得没有力量。这样的电影，你会躲远，而不是亲近。

四 讲故事太用力，故事失去了感染力的可能。

尤其是最近一两年，我们的创作者对故事的急切是写在每一个毛孔里的。他们太想写出一个好故事了，以致于我们总是用一个简单的方法讲一个复杂的故事，而好电影大都是用一个复杂的方法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用简单方法讲复杂的故事，就是往死里加线索，以致于每一个线索都是扁平的，每一个线索里的人物，还是符号。

用复杂的方法讲简单的故事，就是让人立体起来，他们面对具体事件的时候，人性的复杂，有层次，有侧重。《边境杀手》那套押解罪犯的方式，酷得要死，本质上是极端环境下人性的自然反应。他们是警务人员，但同时也是人。他们要完成任务，但会首先考虑到自身安全。

更多时候，人性都是互相矛盾的。我们的电影里安静是安静，喧嚣是喧嚣，甜蜜是甜蜜，冰冷是冰冷。很少有电影去表现震耳欲聋的安静，甜蜜的冰冷。

看看我们的喜剧就知道了，傻缺一样傻乐到底。没有悲剧性的喜剧，才是脑残。

好吧，就到这里吧。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阿郎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