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联社称中国明年七档综艺“抄袭”韩综，中国综艺节目制作人究竟该要脸还是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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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近日，韩联社一条消息引起行业震荡：韩国广电消息称，明年上半年中国将有7档抄袭韩国节目的综艺节目在中国开播，并列举了包括湖南卫视《神奇的孩子》、江苏卫视《更好地声音》在内的诸多中国综艺。最后韩国电视台业内人士表示，韩国节目的版权问题或将由此浮出水面。

截止到发稿，以上提到的7档综艺的制作方和卫视方均未就此事做出任何回应，毕竟，这条韩媒的报道目前还只是停留在“报道”层面。但实际上，中国与韩国在节目版权上的矛盾深藏已久。中国在模式引进上，和韩国合作了五年有余，从《爸爸去哪儿》到《我是歌手》多档“现象级”的生父都是韩国。虽然两国在表面上看起来合作的十分默契，但近两年却开始频频出现“韩国发函警告中国停止抄袭”、“韩方像中国监管部门提出申诉”等消息。而今日这条新闻曝光之后，微博上一向正义的为国家对怼“外敌”的网友，竟也出人意料的一边倒的支持了韩方，并无奈的表示“这我无法反驳。”

到底事态已经多么严重到中国的观众都对此现象难以接受？中国制作方或卫视方为什么宁可背抄袭之名也不愿通过正统渠道引进版权？中国在综艺上的创意真的已经进入穷途末路了么？

一

中国综艺的“拿来主义”不是首次？

韩媒或默不发声或撕逼但无疾而终

据小鲜综艺观察，这不是韩国第一次与中国因为综艺版权而“撕逼”。

今年年初，东方卫视热播的《四大名助》就首当其冲。该节目播出首期，中国观众就指出该节目从形式、内容，到录制现场背景，都和韩国综艺《大国民脱口秀你好》非常相似。随后韩国KBS电视台也向东方卫视发函，并要求东方卫视暂停播出，双方就版权问题达成协议后再行录制。

但对“抄袭”一事，东方卫视矢口否认并大方回应：“《四大名助》在形式上借鉴和传承了许多优秀谈话节目的形式感，但内容完全不同，任何服务类节目，内容才是王道。”

随后KBS表示极度愤怒，再次要求东方卫视立即停播，并表示如果东方卫视不立即停播《四大名助》，KBS电视台将要求中国广电总局对东方卫视进行管制。

这样一来一去折腾了半个月，但实际效果却是无疾而终：《四大名助》还是照常播出，并且一播就是三季，KBS有没有向广电申诉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当时KBS曾说了一句十分有深意的话：“我们知道向广电总局申诉，得到的回复有很大可能是让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的确，虽然目前中国的在版权方面的意识开始加强，诸多节目均会标注引进海外模式，但创意的发展是离不开法律的保驾护航的。目前，无论是我国参与的相关知识产权的《伯尔尼公约》，还是Trips协议等，都没有涉及节目模式的保护，曾有先例的相关跨国模式诉讼，也难以分出孰是孰非。也就是说，目前引进的海外模式，除非像“中国好声音”这样具有明显标识性（转椅）以外，其他例如《你好》这样的特点不明显的模式，只能通过“技术秘密”等方式来保护，通过法律维权会是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而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令诸多国内的制作方有空可钻。

从2015年开始，“山寨”的现象就开始愈演愈烈。据小鲜综艺调查显示，除了《四大名助》以外，被网友质疑抄袭并且找出明显“证据”的综艺还有很多档：例如东方卫视《极限挑战》与韩国综艺《无限挑战》模式相同，同样是六个男人去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湖南卫视的《花儿与少年》的内容也被指抄袭版权已落户东方卫视的韩国综艺《花样姐姐》；而湖南卫视另一档《我想和你唱》则是从“APP合唱”和一明星对三素人的细节都和韩国综艺《Fantastic duo》一模一样，对此《我想和你唱》的节目组还曾表示过“没有和SBS合作。现在国内大家都开始在往“星素”这方面做，这其实也可能是个全球趋势吧。”

但这件事最奇怪的是韩国方的态度。或是因维权难度，或是因诸多不为人知的原因，除了KBS短暂的手撕了《四大名助》以外，其他相关韩国节目版权方没有一位就此“相似”站出来质问过中国制作方。而此次韩媒却声势浩大的把韩国电视台、韩国广电都搬出来为韩国模式声援，可见中国明年过度的“相似”之风已经令韩国不得不为自己发声了。

二

千万版权费、“限韩令” 表象下的创意枯竭

在《爸爸去哪儿》、《我是歌手》、《花样姐姐》等诸多引进模式综艺在中国做成“现象级”的时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制作方在被所有人看出节目是“山寨”的时候，还要信誓旦旦的声称自己是原创呢？

猜测一：千万版权费难负担

今年年初备受著名的灿星与荷兰TALPA为《中国好声音》版权进行“撕逼”一事，让中国观众第一次洞察到了海外版权引进背后隐藏的天价交易。据灿星表示，《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版权费是人民币200多万，但第二季就涨到了人民币1亿元。虽然TALPA对此否认，但最终其与唐德的成交额却白纸黑字写明是四年6000万美元（约4亿人民币）的版权费，这样的高价确实也是制作公司难以负担的。

事实上，模式费的盲目上涨，并不是灿星制作一家公司遇到的问题，诸多模式方都看准了中国这个“钱多”的市场而抬高自身身价。据媒体爆料，韩国综艺节目一集的授权费在原本在一万到两万美元之间，但《我是歌手》大热之后，授权费最高的甚至涨了十倍。据传闻，2014年《爸爸去哪儿》的版权费高达20亿韩元（折合人民币1100万）；2015年借助《奔跑吧兄弟》，SBS获利近300亿韩元（折合人民币1.8亿），甚至让SBS一举还清了债务。由此可见，“山寨”虽然落得名声不好，但最多也是一时，很难说制作公司，尤其制作小投入节目的时候，不会为了省下一笔千万版权费而背水一“藏”。

猜测二：“限韩令”风口，制作公司避之不及

今年一道没有实锤的“限韩令”，令韩国时刻观察者中国在对韩动作上的风吹草动。而据悉，此次部分韩国电视台官员认为，中国2017年愈演愈烈的剽窃现象正是因为这一道所谓“禁令”的出现。 韩国娱乐业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中国不会明说限制“韩流”，但会说鼓励创新的话。但他们做的是背着我们搞抄袭。”

虽然目前这道“限韩令”仍属“捕风捉影”，但的确导致国内综艺都莫名成了重灾区。例如湖南卫视《来吧说做就做》原定11月13日播出如今又遭延播，这节目是来自韩国籍的金荣希团队做的；原定于12月出播出的引进韩国《极限挑战》模式的《我们的挑战》也延到12月底才姗姗来迟，且百科上也有意无意的隐去了“引进”一词。

在这样娱乐圈人心惶惶的风口浪尖，制作公司想要引用外国模式，但又担心“限令”一般不节目会功亏一篑，由此或许“山寨”在他们看来也是敏感时期最常见的自保方式而已。

猜测三：中国综艺编剧人才急缺

目前，中国在综艺制作上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才紧缺和创意枯竭。近些年观众熟知的优秀综艺，基本都出自相同的制作人之手。例如李文妤一手打造了《花样姐姐》、《中国达人秀》；岑俊义打造了《爸爸回来了》、《奔跑吧兄弟》，俞杭英制作了《挑战者联盟》、《二十四小时》等。而综艺一派火热的景象，进而导致市场中职业编剧、制作人开始供不应求。而在节目创意上，综艺节目的原创能力也愈发不足。户外真人秀都难逃“跑男”、“极挑”套路，音乐节目买入同质化困局，制作公司在创意枯竭，难以用不好的创意承担市场风险之时，引进版权或者直接照搬国外模式，必然是人力和创意成本最低、风险最小的选择。

龙丹妮曾表示：“国外40年模式节目的研究成果，被中国人10年就买完了！”但未来国内市场面临的问题或许不再是“买无可买”，而是“抄无可抄”了。

韩媒将对明年中国的大片“抄袭”采取怎样的反击，我们不得而知，但由此现象揭露的其实是中国对自身原创的极度不自信。其实，今年中国综艺市场是原创与模式二分天下的，在网综领域更是原创作品独占高地。虽然模式综艺仍是“流量担当”，但《欢乐喜剧人》、《跨界歌王》等原创作品在口碑上却成为“黑马”。中国早晚要摆脱“引进”大国的标签，将自己的模式输出至海外。虽然这仍是一条很长的路，但各家公司先从拒绝用“山寨”包装“原创”的可笑行为，或许也是个不错的开始。

张赫

深度调查、人物采访、行业观察

面面俱到的电视写稿小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