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方言的英雄——当代主旋律影视剧的问题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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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

我们可以将当下这些影视剧作品中的父系结构、父权伦理、父子-家国模式，看作试图处理当代中国史及其连续性的一种尝试，或者说这是当下置身全球化格局中对民族国家身份的一种确认，同时更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官方意识形态所达成的一种新的协商和共享模式，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讲述方式，这也事实性的完全挣脱出了20世纪末期的意识形态的双轨制生产方式。

这些作品确实可以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靠近了那段我们曾经不敢正视的历史，只不过这种通过家族视野来理解历史的方式，还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化成了豪门恩怨，所以也就注定了还是一种中产阶级史观，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90年代市场化年代所隐藏和不能处理的阶级关系、性别关系等，并没有被真正触及，反而掩盖了更为复杂的历史脉络。

因此，这种叙事其实是一种关于断裂的叙事，试图通过对历史的重述，来修补中产阶级所能触碰到的断裂，80年代以来的文化脉络中所无力触及的种种问题，也因此依然被悬置。

所以在艺术上，我们就很容易理解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形象的艺术缺失。他们大都被非常明确地安置在 “压抑/反抗”的历史逻辑中，他们传奇和成长的背后是一段“清白者”受难的历史。《誓言永恒》当中的朱云峰反复强调要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完成任务后要在档案中删除自己假叛变的历史，许子风多次对骆战表示政治不能压倒业务。

《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个体欲望的自我实现。近两年热播的《雪豹》中的政委张仁杰、《永不磨灭的番号》中的政委张六斤都是政治干扰军事的典型，周卫国、李大本事这些“清白”的正面英雄的成长与对他们构成“压抑”的政委形象无关，或者说后者阻碍甚至险些扼杀了前者。

这种缺失的另一个症候是人物语言“方言化/粗鄙化”，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开始，《历史的天空》、《亮剑》、《中国地》等作品，人物语言的方言化、粗鄙化成为通过传奇化和成长史模式来塑造这些人物的重要途径，似乎在这种充满了阳刚、充满了荷尔蒙的语言和声音，能够唤起人们对上一个时代的回忆，是受众理解那个年代的可感知的最为有效的方式。

方言、粗话这种地方性表达在效果上最终不能弥合这些人物形象背后的缺失，没有革命信仰的支撑，无论是“铁人”，还是“军魂”，这些形象最终的结果，就都深陷在各式各样的俄狄浦斯情节或力比多紊乱之中，那一代人的形象也就更接近神经质，他们与各自时代的关联于是就在银幕中的显得匮乏而无所依托。

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潜伏》的出现，对于丰富新世纪以来电视剧中的“主旋律”类型有着特殊的贡献。对于《潜伏》从剧组、演员到媒体、受众，有着诸多完全不同的阐释，很多阐释甚至完全相悖，这种情况和《集结号》放映后的状况十分类似。

《潜伏》所具有的政治文化意味，尤其是对70后、80后成长起来的中产阶级群体来说远远超出了它的商业意味。他独特的政治文化特色在于，经过十年摸索，新的“主旋律”影视剧作品正逐步弥合了原有意识形态讲述的双轨制的尴尬，在试图合二为一的过程中，呈现出了超越过去20年欲望话语的可贵品质。

《色戒》的核心就是代表人性的欲望高于革命，只有通过欲望才能理解世界，欲望如同审美一样，是王佳芝们在这个世界上安身立命的唯一源泉。尽管《色戒》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和愤怒，但它自身也并不突兀，1999年叶大鹰执导的《红色恋人》和《色戒》分享着同样的脉络，他们的全部区别仅仅在于《色戒》中的王佳芝以欲望的名义背叛了革命，《红色恋人》中的秋秋则以欲望的名义更加理解了革命。

《潜伏》的故事，在逻辑上明确无误的回答了《色戒》，余则成通过左兰理解了革命，通过翠平获得了革命的力量，尽管仍然处于情爱模式中，但革命信仰已经挣脱开欲望的羁绊，欲望也不再是赞同或质疑革命合法性的自足理由，革命的事业超越了个人的欲望，而不是压抑了个人的欲望。

或者说，中国中产阶级社会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长之后明确的回答了自己的史前史，更进一步，欲望书写对中国社会现实，不再是一种有力量的话语。如果《集结号》中谷子地们，个体记忆与民族国家还有着那么多撕裂的纠结，那么《潜伏》中的余则成们则摆脱了这种原罪，信仰可以超越欲望，或者说中产阶级的“事业”可以超越欲望，中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机制可以超越欲望，因此，曾经盛行一时的欲望话语，在这里开始黯然失色。

这也是《永不消失的番号》持续热播的根底所在，“番号”是国家机器对“无名”人群的一种命名，尽管这其中缺失了健全的政委形象这一建立革命信仰的核心环节，但在抵抗日寇等模糊国共政治分歧的故事背景下，这些“无名”的人群通过自我牺牲的方式完成了自我命名，这部作品也在这个意义上回答和完结了《集结号》的历史纠结。

在新世纪初期的影视剧作品中，这种正在生成的新“质”，在艺术表现上有着更为清晰的痕迹可以追寻。在《亮剑》中李云龙代表的农民革命者和赵刚代表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同甘共苦，《潜伏》中余则成和左兰都是在那个大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余则成走上革命道路之后，与农民革命者翠平在潜伏过程中的共同成长等等，都明确的呈现出了这种二元对话模式，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与农民革命者的接触过程中获得了革命的力量，而农民革命者则通过他们更为清楚的理解了革命，双方在一个自我扬弃的过程中，共同超越了自身的欲望局限。

上述表述或许有些缠绕，这种话语在《亮剑》和《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有着更为清晰的表达：“我实现了我的理想，我的理想通过我实现。”同样的一句话在两部完全不相关的电视剧中都一字不改的出现，只不过前者用来调和中国革命当中的农民和知识分子问题，后者用来回答国共双方合法性问题。但他们共同的说明了，电视剧中“主旋律”的探索虽然仍步履蹒跚，但还是在不断的挣脱上世纪末的历史束缚。